黄永玉:愈老愈纯真


  “黄永玉八十”画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的前一天,广州大酒店18楼,一个豪华套间。刚刚午睡过后的黄永玉,像一个黑社会大佬,被人们簇拥着。老人脸上泛起的红晕让人想起他笔下的荷花。黄老随意地坐着,笑眯眯地用他几千烟斗中的一个抽着烟,身边放着自己打造的“黄家”专用的茶杯。他的每句话,都让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。

  这简直不是接受专访,简直是一个可爱老头在哄大家乐。

  记者请他起身照相,他斜着眼犹豫片刻,那片刻让人看到这个80岁老人不愿被人摆布的倨傲。终于决定要照相了。高楼顶上,手衔烟斗,一手叉腰,一副气壮山河的样子。

  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、小说,文学顽童。水墨、雕塑、木刻、版画,丹青怪杰。凤凰、北京、香港、意大利,处处为家。人们几乎很难界定到底哪种身份更适合他。

  “搞艺术创作不容易,年轻人靠的是本事,像我这样的老人,就只有靠牌子了。”黄永玉笑呵呵地说,搞不清是自嘲还是自夸——不论如何,他都有资格这样。

  少小离开凤凰、中学时各科成绩总和100分,到远离科班教条,自成画派一宗;被过去的时代狂扁,被当下的时代狂捧,老头却将这一切轻松化解,称自己为刁民。与岁月互为表里的黄永玉将自己的一生作为,总结为或轻松或尖刻的幽默历程,被他轻轻一抖,便满地生花。

  留级大王和天价艺术家

  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,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。入凤凰县岩脑坡县立模范小学,入福建厦门集美中学。在这里,变成了一个著名的留级大王。一个人,竟然有几百个同班同学。

  1938 年参加金华野夫、金逢孙二先生主持的中国东南木刻协会。1939年木刻《下场》发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《大众木刻》月刊上,得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稿费。1947年后,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,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,刻反饥饿、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。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、常务理事。参加上海美术作家协会。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。

  1977-1991年,步出“文革”炼狱的黄永玉,等到了他的黄金时期:他创作设计的金猴邮票成为目前炙手可热的珍藏;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;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……1999年,在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《流光五十年》个人画展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。2003年7月,荣获第二届美术金彩奖。

  黄永玉,现在他的一纸书法的草稿,也许就会让人的眼睛发出绿光。1986年他的画作拍卖价格在5万元以下,3年后达到13万元;1990年他的一幅《春图》卖到16.5万元;1992年他的《好鹤图》拍到19万元;2001年他的一件作品在嘉德拍卖会上拍到了77万元。

  苦难只是一碗汤中多加点盐

  2004年秋天,黄永玉回忆一生时,最刻骨而且乐道的,却是毁了他以及他表叔沈从文等人大好时光的“反右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  “文革”时期,几千个著名的文化人被关在京城郊外一个叫“社会主义学院”的地方,那些被黄永玉称为“爷爷、叔叔、伯伯”的人们中间,有夏衍、田汉、周扬等等。

  音乐家马思聪在那里与黄永玉相邻而居,每天会有人给马思聪送《参考消息》,于是黄永玉沾了他的光,每天早晨从他那里要过来看,晚上马思聪又从黄永玉这里把《参考消息》拿走,就这样来来往往,日子悄无声息。

  突然有一天,黄永玉被告知:不要学马思聪。黄永玉暗自犯嘀咕:学马思聪?学得了吗?人家可是大音乐家!后来有传言说马思聪全家逃到巴黎去了。黄永玉怎么也想不明白,这怎么可能?

  “嘿——他还真去了!”黄永玉仍然吃惊地对记者说。

  “那个时候我心里在拼命琢磨他究竟是怎么跑的。有什么办法跑呢?而且全家都跑了,这是多么奇妙啊!要我一个人跑我肯定不会跑,全家少半个人跑我都不干。但要是全家人能一起跑掉,那可真是精彩啦!哈哈!他们让我不要学他,嘿嘿,我心里可真想学啊!可就是学不了啊!”

  “牛鬼蛇神”的岁月,屈辱与迫害,在黄永玉眼中只是“一碗汤中盐的多少问题”。“老舍和马思聪当然会受不了。对我就像喝汤,咸了一点,皱一下眉还是能喝下去。”

  彼时的黄永玉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,没有太多的大是非,“革命”的风暴刮起来之后,他的教学被定性为“资产阶级教学方法”,黄永玉觉得“这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能理解”。同样的道理在其表叔沈从文身上也有同样的演绎:沈从文从一开始就没从时代的变迁中得到厚遇,“文革”到来后的惨淡生活,也就没有引起他过分的心理失衡。

  但是到了老舍那里,一切就相反了:“他那碗汤天天调得非常妙,忽然多加了点盐他就受不了了,再加一调羹盐,他就死了。”黄永玉回忆老舍的离世时,瞪大了眼睛。

  黄永玉挨打的那天正逢他的生日,回到家,脱下衣服,贴身的背心被血牢牢粘在身上,用温水焐了以后,才脱下来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,这样的境遇之下,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:“唉,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!”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:“不是这样的,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!”听起来像临危不惧的口号。

  黄永玉心里很清楚:“那个时候逞英雄肯定是死路一条,早被打死了。”

  “四人帮”垮台后,廖承志询问黄永玉是如何同“四人帮”斗的。黄永玉说:“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啊,他们不想斗我就不错了!”

  “文革”后黄永玉找到了曾经动手打他的人,他的朋友表示要帮黄永玉“收拾”他们,他拒绝了:“全国人民家家都在遭遇不幸,你打他没有用。要使全国每家都幸福,那可能更难一点,但让全国每一家都痛苦也不容易,而那时家家都是痛苦的。我们现在讲‘文革’,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,到了将来就更不懂了。”

  站在痛苦和欢乐的外头

  上世纪40年代末,黄永玉经野夫、李桦、陈烟桥、章西崖介绍,在上海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,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、常务理事。在这些人的影响下,黄永玉和他们“团结得像一个人”。“后来说的团结得像一个人,那都是靠不住的。”

  在全国青年“反饥饿,反内战”的运动中,黄永玉被召集去刻传单,几个人用毯子把窗子钉起来,通宵达旦地干,心里想的是:如果被国民党抓去,是绝对不会求饶的。有人笑他们说:你们不钉毯子人家可能不注意,突然钉了个毯子,人家就知道你们肯定不是在做好事。黄永玉和当时任何一个有志青年一样,满怀神圣的使命感,生活充实得一塌糊涂。

  初到上海,黄永玉依靠刻木刻维持着紧巴巴的生活,5块钱一张木刻,一个月刻10张用来交房租。

  “如果那时候我一个月能有100元的收入就好了,50交房租,还有50零用!”那些前辈们总在帮助这个年轻人。黄永玉拿着自己的木刻叩开了臧克家和唐韬的门。“他们看着我的木刻就说:这5张,我拿去找他们,你就不要管了,钱我就先垫吧。现在到哪里再去找这么好的老头啊!”

  穿梭了80个春秋之后,黄永玉依然心存迷惘:“解放前,党的领导就像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一样亲切,凡事只需一声令下,我们便奋不顾身,马上去做,而且衣食住行都是自己管;解放后,有吃有住有房子了,我们反倒觉得压抑了,连叔叔伯伯爷爷也挨整了,为什么要这样子呢?现在‘四人帮’垮了,改革开放了,但是大家又都散了——奋斗的目标、人与人的交往都把钱摆在了前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