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金老人的长寿之道


  养精 他1927年23岁在巴黎开始创作,在《回忆》一文记有:我每天上午到卢森堡公园里散步。他这种运动生活,一直持续到中年和老年。即使在1967年9月18日文革时63岁,他被红卫兵非法揪到上海江湾,在《随想录·五十五·赵丹同志》记有:“准备26日开批斗大会一两天,我晚饭后照例在门前散步。”如此60多个春秋也坚持着泰然地散步,便是《黄帝内经》中“广步于庭”的养生处方。其作用有如《老老恒言》所指出的“步主筋,步则筋舒而四肢健”,“人散步所以养精”的全身性吸氧运动。

  他还把散步运动与写作的体验生活结合。如在29岁的1933年写《雪》,他曾冒着浓烟和尘埃,积极到浙江长兴煤矿生活;在48岁的1952到1953年,为歌颂抗美援朝,他两度360天深入到战地。这样“一身动一身强”的活动,自然换得精充力足的回报。

  《寿世保元》指出“男子破阳太早则伤其精全”。他“为了写作,避免为生活奔波”,40岁才结婚。晚婚而保精,正是“养生者务实其精”的关键。加上他终身不嗜烟酒,又从源头上堵住了一定的病根,呵护着他一副健康的体魄。

  益气 他说:“应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。”1937年日寇“八·一三”进犯,上海军民奋起抵抗,他便在《自由快乐地笑了》一文中,高喊:“这炮声带回来我们的勇气、信心与热情,……是的,侵略者一定会失败,会灭亡的”。“人之有生,全在于气”,这种大气凛然,直接产生和拥有旺盛精力的正气。

  抗美援朝中,他毅然到志愿军防空洞,成为“兵团一员”,及时发回几十篇优秀的战地通讯。出版有《生活在英雄中间》等6部专集。

  他还说:“生命的意义在付出、给予。”他担任文化出版社总编时,义务编辑了大批中外名着;同时编辑出版十多位无名的优秀处女集,如卢剑波、李林等文集。对从未谋面的田涛、屈夫、郑定义等作家热情扶助。这种“正气存内”的滚烫热心,焉会不具有“邪不可干”的强大免疫力。

  怡神他性格温和,不急不躁,最大的爱好是读书。在《我和文学》中,他说:“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到手的就读,脑子里一大堆‘杂货’。”如《古文观止》的两百多篇,他能倒背如流。如此积极吸收人类知识精华,自然高瞻远瞩,宠辱不惊,高尚情操怡然而生。

  文革浩劫时,他既然“不出卖自己灵魂”,当然要遭到“四人帮”扣上10多项重重大帽,还加上抄家、揪斗、鞭打、剥夺人身自由。年近古稀尚发配“五七”干校两年多。特别是1973年妻亡家破后,他仍竭力调摄情志,化悲痛为力量,努力“要坚持下去”,在“纯粹而不杂,静一而不变,淡而无为”中,每天默默地躲在旧汽车房楼上.哪管酷暑寒冬,专心致意地翻译赫尔岑《往事与深思》几百字,悦乐安神,准备着把人类的真善献给社会。

  拨乱反正后,1979年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,他和郭沫若、茅盾等并列为“一代文学巨匠”。1982年4月,又喜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。1984年5月,国际第47届笔会,又被誉为“世界七大文化名人”之一。1984年8月,上海市第三次文代会上,全体代表致巴金信中,称其为“杰出的文学大师”。可他在《大镜子》一文中公开说:“我只是一个作家,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。”75岁后,他仍老而弥坚,响亮提出:“把心交给读者”,“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!”在他的巨着《讲真话的书》(含《随想录》5卷),更是勇敢追求科学、民主、法制和对和谐社会的呼唤。

  他将出版所获“福冈亚洲文化特别奖”的五百万日元和大批珍贵文献资料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。以及那一次次隐姓埋名为希望工程、受灾地区捐出的存款,既是“神藏于内”的人品显露,又可谓是“精神皆安,以此养生则寿”。